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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编号是从东往西依次编制的，而不是按时间编次。所以，第1窟不是最早的。其实，云冈石窟有三大历史建造时期，佛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位于西部东段编号16-20的石窟是最早期开凿的，由北朝时的高僧昙曜负责开凿，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昙曜五窟”。

公元453年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奉旨赶往平城。这位风尘仆仆的法师行走在大路上，文成帝拓跋浚出巡的车驾迎面而来，导行的御马竟然直接走到昙曜面前，将他的袈裟用嘴衔起。非常之马非常之举动，让文成帝对眼前的这位法师刮目相看。这就是《魏书》“释老志”中记载的马识善人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佛教的这段佳话，却开启了云冈百年营造的序幕。不久，文成帝就拜昙曜为师，昙曜做了北魏皇帝的师傅，也就是做了北魏这个国家的国师。在和平元年也就是460年，他继任了管理佛教的最高首领职务叫沙门统。昙曜建议皇帝，在平城的西面15公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五州山南麓开凿洞窟。 这就是由昙曜主持、凉州工匠参与开凿的五座石窟。从第16窟到第20窟的这五尊高13.8米到15.5米的巨大佛像，分别代表着北魏建国初期的五位帝王，以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三世佛为雕塑题材，史称“昙曜五窟”。 昙曜五佛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顶级作品。这些高鼻深目、眉眼细长的大佛，不仅带有佛性的睿智，还融合着帝王的威严和恢弘。相传他们是北魏五位帝王的化身，分别代表了文成帝拓跋浚。景穆帝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在能工巧匠的手中，这些帝王的灵魂似乎从宫廷阴谋和战争杀戮的肉身中升华，以悲悯的眼光俯视台阶下往来的芸芸众生。 第19窟的大佛身着袈裟。厚重的衣纹，更让他像是一位中亚葱岭山间的牧民。这位在位仅15年32岁便因攻占劳顿成疾而终的明元帝拓跋嗣，在北魏开国历史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千年风尘已逝，造像的面目依然生动如初，和云冈浮生一起静默着人世的无尽沧桑。 第20窟是云冈最著名的露天大佛，洞窟的前壁已经崩塌，佛像显露在外，巍然独存。主像释迦牟尼，高13.75米，面向丰园，两耳垂肩，深目高鼻，眉间有白毫，蓄八字胡，双肩齐挺，双手坐禅定印，气势宏大。象征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其挺拔壮硕的身躯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强大。佛像脸型已经由长变圆，体型由粗而细，服饰也从胡服转为汉装，表现出鲜卑人汉化的趋势。 这些石窟造像能够修建的如此迅速和宏伟，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宣扬神权和皇权合一的观念，从而获得了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对祖先住在山洞的拓跋氏来说。将神安置在由人凿出的洞窟里，和将祖先放在山洞里没什么不同。 拓跋珪在位期间，北方佛教领袖法果提出了皇帝及当今如来的主张。要求沙门宜应尽礼，每言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与南朝佛教所崇尚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法果的改革使得中央集权的政治和佛教、佛祖结合在一起。但是当时还不像西方宗教大于政治，宗教来控制政治指挥政治。而在中国始终是政治控制宗教，他讲的拜皇帝就等于拜佛祖，这样就把天子和佛祖合二为一。拓跋圭很满意自己能够与佛祖相提并论。世俗的帝王穿上了袈裟，化身佛祖端坐于平城一角，静静地守护着他的臣民，佛教在他的庇佑下迅速走向兴盛。 北魏的政权传到太武帝手中，鲜卑铁骑的赫赫武功已经达到了顶峰。而日渐兴盛的佛教寺庙经济却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一些人试图把佛教的政治地位抬得比皇权还高，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矛盾也日趋尖锐，崇尚军力的太武帝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下令尽诛天下沙门，毁诛佛像。佛教遭遇了自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这就是“三武灭佛”的第一宗。 在象征着太武帝的第18窟造像上，披着一件罕见的千佛袈裟。无数小佛像或安然、或痛苦、或喜悦、或悲伤，各异的神态仿佛灭佛世界中的万千受难者，附着在已经诚心悔过的太武帝身上，一同往生极乐。放下业念的太武帝神情谦和，左手执衣角立于胸前，与万千诸佛连为一体。生的对立无碍于逝后的携手超脱。 大规模的开凿，应该是在对佛教的禁令骤然放开之后。于是，和尚信徒认为佛像做了小的容易毁坏掉，做铜的可以熔化，做木的做土的容易被砸掉。而把它雕刻在山崖上让它放大，让他和天地山川一样雄壮，永远保存长久。这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一种时代的力量。（20180806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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