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都是数字化的难点。
宁波以云冈第6窟为例，向科技日报记者详细分析了这个洞窟的数字化难度。
第6窟为中心柱窟，整个洞窟高15米左右，中心塔柱有两层。去到云冈第6窟，你在被震撼的同时，也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对其进行数字化的难度。
“它整个洞窟是满雕，全是高浮雕造像。它和第5窟是双窟，窟外有清代修建的木质阁楼。”宁波说。一个造像就是一个人，洞里面有好几千人，密密麻麻，叠在一起。“有的地方窄小，现有的数字化设备进不去，采集不了，还需要开发专门设备。”
而且，洞窟体量也太大。他们推测，如果把第6窟“摊开”，大概面积有400多平方米。根据此前的经验，中型洞窟第13窟采集的数据量达到了15TB。第6窟相当于3.5到4.5个15TB。“洞窟是完整的整体，我们采集是分块的。那么怎么把这些分块数据整合起来，让大家用起来，也是很大的难题。”宁波说。
苏伯民也有同感。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对敦煌的数字化保护，主要是针对洞窟壁画。但要进行全方位无死角高精度的摄影采集，有很多限制条件。壁画本身就高低起伏不平，如果把它当作平面采集，就会出现形变、色彩失真等问题。数据校准、色彩校正、曲面不平和死角数据采集，都是采集中的难题。
和云冈石窟一样，采集完了，要拼。
“小到几平米，大到几百平米整幅壁画的采集，我们目前的手段还是采用一帧一帧的图片采集，采集完以后还要进行整幅图像拼接。我们现在的拼接效率还是比较低。”苏伯民说，他们还需要更精准、更方便的软件工具。而数据的安全存储、调用，数字版权保护等，也都有待解决。
下一站——把数据用起来
宁波说，如果把数字化保护类比于新闻采写的采编过程，那么云冈包括全国的文物数字化，其实暂时只是做到了第一个层次——“采”。
“接下来，‘编’和‘播’是未来工作的核心。”宁波说。
苏伯民也想着，如果壁画都有了高清的数字化资料，研究者就不必搭着梯子和脚手架进洞窟艰难地开展辨认和研究了。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人工智能的辅助，可以快速完成对壁画上文字的识读，图像风格的比较，甚至可以用机器学习的办法，对图像内容进行解读。
“科学意义上的文物复原，数字化是最后的一个手段。”苏伯民说，敦煌的壁画中，有的褪色了，有的脱落了，对它们复原，首先得对资料原有的信息进行科学确认，知道原始材料和制作工艺。“比如有一些壁画褪色了，原来究竟什么颜色?敦煌历经了10个朝代，每个时代绘画使用的风格和材料包括技艺都有一些差别。”苏伯民说，现在可以采用高光谱、多光谱技术，把一些肉眼完全看不清楚的壁画重现出来，再根据分析结果，推断出它原有的材料和色彩，然后根据考古图像解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缺失的部分进行一个符合逻辑的、学理上的推断。有了这些成果以后，再用数字化的手段对文物的色彩、形状、线条进行复原。“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需要细想的地方，还有多方面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云冈正在建设超算中心。这可以有效解决石窟三维数字资源的安全存储、高效计算和广泛应用问题。
一边是从北魏就开凿的石窟，一边是计算机集群。古老与现代，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张焯说，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已经可以还原出洞窟现在的样子。但是，如何还原到北魏、辽金时期石窟的样子?如何呈现当年石窟的辉煌，让时光倒流?也许，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高新技术，可以为古老文物施展一场关于时间的魔法。(张盖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