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巴祖姆被扣押，并以叛国罪被军政府提起诉讼。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近年来，西非地区同样发生政变的还有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这一地区的领导人逐渐呈现出年轻化、军事化的特点，这也成为非洲政治精英代际更迭的一大特色。从存续、深化和巩固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角度看，非洲新生代精英的变化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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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各国向来对中国保持着传统友好，但也出现了诸如“债务陷阱论”等不和谐杂音。究其原因，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更加强调非洲的重要性并不断加码对非投入度，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意与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理解、支持中国的老一辈非洲政治家们逐渐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非洲政治精英纷纷崭露头角。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没有父辈那么深刻。

随着非洲政坛元老一代的离场，基于革命情谊的中非传统外交资产面临接棒的挑战。新一批非洲政治精英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老一代的执政理念与行事风格，且他们正陆续以各种形式开始挑起政治大梁，这提醒了我们要注意中非关系中的新变化。

新一代政治精英思想可能更加多元、复杂，与中国以及美欧的联系渠道可能都更加密切。应尽早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增进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使中非政治外交资产能够得到更好的继承。

当前，非洲政坛领军人物主要集中在60后、70后，概括而言，可粗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家族传承型精英，对家族认同较高。如多哥、刚果金、加蓬等国。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可能逊于父辈，多数在前殖民宗主国接受教育，或对美欧有一定向往。

第二类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政治精英，多秉承政治实用主义，对中国可能态度摇摆。如苏丹、几内亚、马里、乍得、布基纳法索等国的政治精英。他们往往没有一以贯之的长期纲领，对中国的态度以实用为上，追求外交变现、利益最大化，背后又多受西方势力掣肘。一旦军权稳固，可能出现摇摆。

第三类是民选政治家，重视选票政治。如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这类政治家多接受西方教育，可能对西方治理模式相对熟悉，与中方合作有期待也有顾虑。

在这些政治领军人物身后，80后、90后的政治精英或意见领袖业已陆续登上政治舞台，值得关注。与传统政治精英不同，新一代政治精英善于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等提供的全新沟通渠道来塑造个人品牌、积累政治资源。从群体特征来看，也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接受过西方教育，服务于政府或国际组织的预备役政治家。第二类是非洲土生土长的青年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思想激进、反政府倾向浓厚，是对现状不满的非洲青年中的旗帜人物。第三类是活跃在争取人权、环保等领域的青年群体。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参与培养了非洲各国的众多人才。但80后、90后两代的政治精英中，在中国接受系统教育的相对较少，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同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应加大高等教育在与欧美竞争中的吸引力。其次，我们在注重与非洲年轻人进行技术交流的同时，也应加大双方文化等领域的沟通和认同。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的前提是民相知，尤其是全面系统的认知。要更好地继承中非传统友谊，需要提升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认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努力，帮助非洲，尤其是新一代政治精英全面、持久、深刻地了解中国，既要了解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一面，也要了解中国反抗压迫、改革开放、开拓进取的新时代精神。（作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世界法语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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