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这是我国历经多年试点国家公园体制之后，国家公园建设走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既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公园事业从试点阶段转向快速发展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的提出，到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公布，国家公园体制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兼顾生态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未来可进一步激活国家公园的经济效益，推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走出一条兼顾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效益，让国家公园体制迸发保护与发展活力。
从体制层面推进保护成效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历经多年探索和试点，我国于近期批复了首批国家公园，其对我国践行国家公园体制、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有着怎样的意义？
周宏春：意义重大，且这一过程对外传递了三方面信号。
首先，明确了推进落实国家公园体制的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先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通过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现“以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其次，改变多头管理的格局。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目的在于试图通过新的管理体制，解决保护区管理“九龙治水”的难题。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的体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第三，要保护生态多样性。这是最重要的初衷和目的，严格地说，对国家公园的保护首先是生物的生存环境（动植物栖息地，简称“生境”）。生物多样性是宝贵的自然财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实现永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公园体制之于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而言将怎样发挥其作用？
周宏春：总体上看，从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的提出，到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公布，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一是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显著增加，其中国家公园或保护地的植被覆盖率得到提高也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濒稀物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一些稀有物种也陆续出现在保护区，这样的案例出现在东北虎豹保护区、三江源保护区等；三是通过相应的科普、宣传和教育培训，人们对国家公园保护区的保护意识在提高。
探索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效益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除了生态效益，国家公园是否还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推进我国走上一条兼顾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的道路？
周宏春：对于国家公园建设而言，坚持生态效益第一，并不断提高是不容质疑的，具体而言，生态效益必须直接体现在植被覆盖率的提高、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加强等方面。同时，从国家公园建设维护以及运营方面考虑，进一步激发国家公园的经济效益也必不可少。
尽管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公园完全私有化或者公益化，依托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更利于形成一定经济效益。例如国家公园保护区的非核心生态旅游，围绕国家公园开展各项论坛、交流或展览等活动。
此外，国家公园建设也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比如，国家公园增设的巡查员岗位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开展科普、形成或展示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等。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促进国家公园未来发挥更为广泛的积极作用还有哪些好的政策建议？
周宏春：一方面，国家公园应当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定位，完善法规制度，包括国家公园保护法、相关政策扶持和稳定的财政投入，因为“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更主要的是要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因为没有人是不能保护国家公园或保护地的；还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切实保护。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公园的非核心区，也应当留有一定的开放活动空间，以便国家公园能创收并减轻国家投入的负担。要适当利用好市场机制，例如碳排放权交易等，多途径拓展国家公园保护的经费，在保护好国家公园的同时，也能使保护者获得应有的收益，从而起到提高保护者积极性、主动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