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在2018年斩获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此后，影片先后入围第55届金马奖角逐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入围亚洲电影大奖，获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四项大奖，并获得第19届东京Filmes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等一系列国际奖项。

在电影获得无数奖项认可的背后，既是以西藏视角拍摄西藏的用心，也蕴含着身兼编剧、导演两职的万玛才旦对电影的执着。这部被外界评论为“有足够冲击力，简洁却有种超越片长的深意”的影片，是拍出过“藏地三部曲”的万玛才旦，又一次代藏人发声。

《撞死了一只羊》讲述的是两个同名的男人，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共同开启了一场以施舍、救赎为主题的旅程，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

影片整合了导演万玛才旦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和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万玛才旦近日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谈到两部小说融合改编的过程，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小说《杀手》中对复仇的处理方式，成为他想要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关键。在改编过程中，由于《杀手》篇幅较短，于是想到了与《杀手》的内容接近和相通的《撞死了一只羊》，于是有了最初的电影剧本。

万玛才旦认为，《杀手》讲述的是复仇，《撞死了一只羊》讲述的是救赎。将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更有利于观众理解电影的核心，也让慈悲的主题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万玛才旦称故事改编的过程，是不断丰富情节、内核的过程，也是令自己更满意、使观众更容易理解的过程。

《撞死了一只羊》故事表面冲突简洁，但在这并不复杂的冲突下，却塑造出了相当成熟的人物。如何让两个同名但不同性格的角色各自在故事中生辉，是摆在导演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万玛才旦强调，除了两个角色互有反差，在选角过程中还考虑到了角色本身形象与内在的反差。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看起来很强壮的司机金巴，在撞死一只羊之后慈悲心生起，要为羊超度。而看起来十分弱小的杀手金巴，则内蕴着一股要杀人的执念。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这些反差一直都在，但会随着影片的深入而发生反转，这也是选角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影片最后，故事行将结束时，司机金巴“一反常态”地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完成了复仇动作。在谈到这一“高妙”设置时，万玛才旦从“施舍”、“解脱”的角度作出了诠释。他表示，杀手金巴见到仇人之后杀心退去，是这一人物的解脱。但对于仇人马掌来说，没有被复仇是他难以放下的牵绊，而善良的司机金巴最终选择在梦中杀死马掌，于他自己是施舍，于马掌则是一种解脱。在这样一种循环中，电影“施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在施舍与解脱之后，司机金巴仿佛亲手终结了暴力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摘下的墨镜还是露出的笑容，都是对这一主题最为贴切的诠释。

事实上，电影在这施舍与解脱这一带有佛教传统的主题下，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文学命题——复仇。在万玛才旦看来，复仇这一古老主题，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在乐此不疲地呈现。它能够承载多元化的价值观，也能够滋养出不同类型的故事。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它在文艺作品中流传，也在不同的时代更替。万玛才旦说：“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对复仇这一主题的处理非常特别。这也是我对它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在叙述复仇过程和突出结尾设计这两点上，对复仇主题进行了升华。到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中，融入了佛教的慈悲观念，也让复仇的结果变得更加引人深思。

电影全程在高原拍摄完成，对于主创人员来说这本身就是一场修行。万玛才旦在接受采访时，说拍摄过程中有些人因为高原反应离开，然后又补充新的人进来，虽然对影片进度造成影响，但最终并没有影响影片的整体效果。除了要克服气候和高原缺氧这样外在的困难，《撞死了一只羊》无论是在资源支持还是专业人员配备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强有力的支撑。王家卫作为影片监制，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非常多专业的保障。万玛才旦表示，泽东电影公司和王家卫本人都为电影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有利于影片拍摄和后期制作质量的提升。

在谈到有人将《撞死了一只羊》评价为藏版《东邪西毒》时，万玛才旦表示，王家卫导演的加入，难免让人联想到他那些经典作品。但在拍摄过程中，王家卫充分尊重万玛才旦的创作，并没有为电影设定很多限制。

在万玛才旦看来，本土化表达要能够对题材足够熟悉，对故事发生的一切有非常好的把握。对于藏族题材电影来说，要想做好本土化表达，就需要熟悉藏人生活、情感、思维方式。在电影中，要能够深入其中然后发声，一旦仅有外在观察，那么电影就很难打动人心。同时，万玛才旦提出，电影是国际化的语言，有其固定的“语法”，要想通过电影来表达，就必须熟悉电影语言。对于电影人来说，这是打磨作品的基础所在。(记者 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