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治水活动源远流长，治水活动常常以“水利”之名概括。“水利”一词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
公元前132年，自战国时代即屡屡为患的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方)决堤。23年后，汉武帝亲临决口现场，指挥将军以下文武官员背负工程材料进行封堵，其中就有时任郎中一职的司马迁。这一特殊经历，直接促使他在《史记》中开辟《河渠书》一章，梳理自大禹到汉武帝时代，中华先民防治水患、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壮阔历史，并使用了“水利”一词。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许多行业与学科名称，转译或借鉴自外来词汇。即便其词源来自古代汉语，古今含义大多已迥然不同，如经济、物理等。然而，“水利”一词，则与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的意义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是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治水活动，包括瓠子堵口、长安至潼关一线的运河工程、沟通汉水与渭水流域的山地运河建设构想、今山西西南部与关中平原东部等处的灌溉渠道建设等。司马迁以较详细的笔墨介绍了决策背景与建成后的实际效益：“自是(瓠子堵口成功)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司马迁时代“用事者”所争言的“水利”，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以黄河干流沿岸为代表的洪水治理、以运河修建为主的河道整治以及以渠系建设为核心的灌溉事业。时至今日，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依然是现代水利事业的主要内容。
早在司马迁之前，关于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活动的文字记录，已见于各类文献中。防洪方面，春秋末期成书的《左传》记载，齐国在抵御晋国进攻时曾“堑防门而守之”，学者认为这里的“防”就是济水南岸的防洪堤坝。河(航)道治理方面，被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在《禹贡》一篇里记载了大禹疏浚开凿各地河道的情形。灌溉方面，《诗经·小雅》中的《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一句，这里很可能是人工渠道的意思。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现中不断揭示的中国早期治水成就的遗址、遗迹相互印证。在司马迁笔下，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并由此赋予“水利”一词以明确的内涵，故现代中国水利行业长期把《史记·河渠书》作为“水利”一词的来源。
在司马迁之后，“水利”一词的使用情况有所变化，在很多时候特指灌溉。如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中，于《食货典》下设有《水利田》一门，专门介绍历代渠道与灌区建设。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曾专门颁布“农田水利法”，此处“水利”亦特指灌溉。事实上，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往往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司马迁对此有清晰认识，故将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这与现代水利行业的有关认识极为相近。今日广义的水利事业与水利学科，更增加流域管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景观营造等内容，各分支内容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可见，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写作时已经既注意到治水事业内涵的丰富性，更注意到其内在的统一性。
汉武帝时代的防洪、河道治理与灌溉工程，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自然也变得巨大。司马迁意识到，水利事业可以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收益，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水的“利”，既是指水作为资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动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利”。
今天，中国水利事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中国治水历史符合逻辑的延续与发展。重温司马迁“水利”一词蕴含的深刻内涵，是有意义的。(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张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