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北京卷)》首发，揭秘50个“北京地标”的故事。“与古代建筑不同，20世纪建筑遗产往往是‘活’着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这些建筑比早期建筑面临更严峻的局面。”专家呼吁，对20世纪建筑实施整体保护时，建筑师请“手下留情”，期待更多的人参与到20世纪建筑的保护中。

超四分之一建筑遗产在北京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北京卷)》提炼展示了2016年、2017年共计两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的“北京建筑”，198个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项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石景山钢铁厂等50项身边建筑入书。

“这不仅说明北京、北京建筑、北京建筑师的超凡贡献，更说明基于历史文化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北京20世纪建筑的发展与演变确实走在时代前列。”单霁翔说，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为20世纪北京经典建筑做出贡献的建筑师、工程师的故事，有许多史实鲜为人知，首次披露。

部分建筑竟因“修护”被毁

令人意外的是，部分20世纪建筑遗产竟因“修护”被毁。

焦化厂的6根烟囱悄悄拔了4根、儿童医院的水塔被拆除……为北京饭店设计了新楼的老设计师曾经写信“求助”：“在设计时我反复考量北京长安街的色调，精心设计。但是一夜之间，在没有任何人征求设计方的意见的情况下，这栋楼被刷粉了。”

国家博物馆外立面整体保护，维持了“旧模样”。但在当时改造设计方案论证时，一个外国人设计的现代化方案差点“入选”，文博界的专家联名呼吁才保住了这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原貌。

单霁翔直言，20世纪建筑遗产一提出，曾被人认为是“自相矛盾”。因为20世纪被认为是现代，遗产意味着传统。然而，这些建筑令城市文化更鲜明。“有些很有价值的20世纪建筑被拆除，‘短命’的原因是人们对其认识还不够。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艺术形式和审美角度去鉴定其价值，还要考虑它们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在功能、材料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最佳利用即是最佳保护

昨日，BIAD建筑与文化遗产设计研究中心挂牌，将重点聚焦20世纪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单霁翔建议，应开展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科学评估，探索更有效的保护办法，将保护信息定时向社会公布。“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建筑师不要下手太‘狠’，要更好、更完整地保护这些遗存。同时，呼吁更多人也参与到对这类建筑的保护。”

BIAD建筑与文化遗产设计研究中心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共同成立的跨界设计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的任务包括推动国内外以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为中心的各类遗产的前瞻性研究工作;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认定、调研、传播等事项的工作;联合中国文博界开展以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规划设计研究为中心的工作;以文化创意设计研发为中心拓展建筑文化的系列推广工作等。

“20世纪建筑保护，应与城市环境治理和地区功能提升相结合，要把它们的保护融入到社会中。”单霁翔说，“对老建筑的最佳保护方式，就是要找到它的最佳利用方式。要让老建筑有‘新作为’。”

相关故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曾“挪”地儿

建筑大家、教育家吴良镛曾写下一段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当时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是梁思成，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真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

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敲定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放在现在的位置。这个位置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偏南的位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博)的设计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不同的位置都有很好的视角。

“废”了97份方案设计的农展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的设计师是总建筑师严星华。他回忆，“1958年，我全身心投入到农展馆的设计中，深入接触项目后发现，各路建筑大师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拿出设计方案，据不完全统计，有97份。但我认为这些方案都存在一个显著缺点——与北京展览馆过于雷同，没有表现出农业展览的特点。”

当时，东直门一带高层建筑较少，农展馆处于东直门外大街尽头，方案中应有一个醒目突出的主体建筑。这是严星华给自己提出的设计要求之一。最终，他将这座展览馆的正面设计为一座有33米高绿色琉璃瓦覆盖的三重檐八角形亭阁的综合馆，气势恢宏。同时，他还设计了特产馆、畜牧馆、气象馆和水产馆等专业馆，每一个建筑造型不同，巧妙排列，组成一组园林式建筑。记者刘冕

关键词：